案例研究｜二手平台卖假耳机40余笔：个人账号也可能属于经营者

长期、营利性地销售同类商品，可能构成经营活动，不因使用个人账号或二手平台就当然排除消保责任。

快速结论

长期、营利性地销售同类商品，可能构成经营活动，不因使用个人账号或二手平台就当然排除消保责任。

案例事实与处理结果

本篇研究对象为高某诉杨某网络信息购物合同纠纷案。杨某在某二手商品网络交易平台发布二手“某知名品牌无线耳机”的交易信息，称该耳机系其外出旅游时在官方专营店购买其他数码产品时获赠，全新正品，现闲置低价转让。高某经确认系全新官方正品后与其达成交易，收到耳机后发现系假冒产品，遂起诉要求返还购物款并承担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。法院查明，杨某销售的“二手商品”确系假冒产品，且其短时间内在该平台以同样宣传方式已销售同款无线耳机40余笔，交易金额超5万余元。法院认定其假借出售个人闲置物品之名长期从事经营性销售活动，并以虚假宣传方式销售假冒商品，致高某陷入错误认识而订立合同，属于商业性经营行为，构成销售欺诈，判令退还商品价款并承担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。

审判规则总结

长期、营利性地销售同类商品，可能构成经营活动，不因使用个人账号或二手平台就当然排除消保责任。假借出售个人闲置物品的名义长期从事经营性销售活动的，可以认定为商业性经营行为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责任的规定。
欺诈应结合正品承诺、真实货源和消费者因此作出交易的事实证明。以虚假宣传方式销售假冒商品、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进而订立合同的，构成销售欺诈，可以支持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。
偶发闲置转让与持续经营应区分，交易数量、来源、频率和其他销售渠道均有证明价值。界定经营者应综合考虑出售商品的性质、来源、数量、价格、频率、是否有其他销售渠道以及收入等情况。

笔者分析：结论为什么依赖这些事实

二手平台既承载一般民事转让，也承载实质商业销售，平台名称不能决定卖家身份。重复出售全新同款商品与处理自用旧物的商业逻辑不同。消费者怀疑是假货时还应形成可核对的商品真伪资料，不能只靠价格低推定。正品宣传与实物差异连接到欺诈，但合理转述来源和故意虚构仍应结合证据作判断。

这里需要区分原案已经确认的事实与新纠纷中仍需证明的条件。一般个人偶发出售旧物不当然是消保法意义的经营者，仍可依普通民事规则保护买方。经营身份成立也不能代替对欺诈或者其他赔偿要件的审查。

实务处理与证据组织

保存商品页面、正品承诺、付款、物流和收到的实物，依法获取该账号同类销售的公开记录。真伪问题保留包装、序列和必要鉴别资料，退货时保证寄回对应商品。诉请将合同退款、实际损失和惩罚性赔偿分别说明，不把平台本身与卖家的责任混为同一主体，也不公开无关个人信息进行施压。

认定杨某为经营者的材料，并非只有本次假货：其短时间重复宣传“官方赠品、全新正品”，销售同款耳机40余笔、合计5万余元，与偶发处理自用旧物不同。这些数量是本案事实，不是法律设定“第41笔才成为经营者”的门槛。认定经营活动后，还需另证正品承诺、假冒实物及购买因此受到误导，不能把持续卖货与欺诈两个判断合并。消费者保存同一账号公开成交信息时，也应避免截取不相关商品或者把发布量直接当成交量。

请求设计与履行风险

法院支持的是返还高某本次购物价款，并另按该价款三倍增加赔偿，未把卖家所有5万余元销售额作为高某的赔偿基数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还规定增加赔偿不足500元的为500元，但本案摘要未载高某实际支付单价，具体总款结合购物凭证和裁判文书核算。耳机假冒商品纠纷亦不能照搬食品安全的十倍赔偿规则。一般自然人偶发出售旧物即使存在货不对板，仍可依具体合同、欺诈撤销等规则主张权利，不能仅因消保法经营者条件不符就认为无需负责。

案例来源与审判规则

事实与裁判要点据所列官方公开材料整理；审判规则总结和证据分析结合案件事实及现行规范提炼。

公开来源

来源为最高人民法院 2022-03-15 发布的《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》第9案。